白鹿原-第二场变革

  第一场变革是倒了清家，这场变革对于原上的人并没有很直接，很明显的影响，最多就是发型变了，装束变了，农民还是种自己的地，交自己的粮，那块地是谁的依旧是谁的。第二场变革不同，来的很猛，影响面广，影响的人多，影响也很深远，若干年后，这块土地上又发生了同样的变革-土改，这彻底改变了人的命运和生活方式，直到今天。

  这场变革发生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，兆鹏作为共产党员回原上领导农民运动，他的身份是小学校长，省里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，他推荐了黑娃等去参加农民运动的培训。学成归来的黑娃及其兄弟们在原上开始了农民运动，黑娃称之为“风搅雪”。其大的历史背景是北伐期间，国共两党的第一次蜜月期合作，随着“四一二”事件的发生，国共两党分裂了，国党清洗了共党，这样在全国名地的农民运动也就随之失败了。关于“四一二”事件这里还有着更深的历史背景，就不多叙述了。

  黑娃口中所说的“风搅雪”其实就是一次土改，这为后来的土改创造了模板，比如说斗地主，游街，开批斗大会，农民站出来述苦等都出现在后来的各种运动中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黑娃是从讲习所里学来的这些东西。我不知道当年的民国政府是否在推进以法治国，但如果从书中所交待的背景，站在今天法制等理念下来重新看待这场变革，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。

地主都那么坏吗？

  书中交待了一些可以称之为地主的人，嘉轩和子霖是白鹿原上的地主，称之为财东，也就是有钱的东家。郭举人家是书中最大地主，田多的不是嘉轩可以比的；舔碗的地主，最后活生生的把黑娃给恶心跑了，可以说是地主中很另类的一个；小娥的秀才爸爸勉强能算是个小地主；三官庙的老和尚是一个地主，因为他把地租给别人种了。碗客书中并没有说他是地主，从他的行为来看，我更愿意把他归为一个商人，而不是地主。从这些地主来看，三官亩的老和尚借收租之机占女人的便宜，除此之外，其它地主并无明显的劣迹，这些地主大多都下地干活，干的活也不比长工少，他们精为计算，算计着种什么，什么时候种，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勤劳吗？可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地主，跟他们的勤劳是分不开的，勤劳不会因为是地主的勤劳就显得龌龊，普通农民的勤劳就显得高尚，勤劳对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。

  我不否认有着象碗客一样的坏地主，但仅从书上交待的内容来看，好地主或者说正常的地主还是占多数的，也有理由相信这是可以作为一种普遍概率来参考的。

一切权力归农协是权力斗争 

  孝文向嘉轩诉说了他关于”一切权力归农协“的疑问，同时田福贤和兆鹏探索”一切权力归农协“的不解。其实我也不太理解一切权力归农协的含义和依据。从今天的角度来看，国民政府是当时的合法政府，政府就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。书还提及了嘉轩去县里当议员和法院是有最终的审判权，在电视剧里做了扩展，嘉轩去做议员，很风光，公安局、教育局的领导都争相讨好关系。既然国民政府是合法政府，那么县政府，乡政府且有相应的权力就是合法的，也是无可质疑的。农民协会这样的一个组织忽然站出来说一切协力归农协，这等于罢免了当时的政府权力，而且口吻相当的强硬，说是的”一切“权力归农协，所以有了孝文的疑问，权力归了你，族长咋办？也有了乡约的疑问，权力归了你，我这个乡约干啥？所以可以说，这场运动最主要的是权力的斗争。

  我觉得这种运动也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才会有，当时是国共的蜜月期，国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和允许共产党这样发展，但当国民政府发现这会动摇了他的执政根基时，就不允许了。如果放到今天，若干人聚到一起也成立个农协，并高喊一切权力归农协，也会被打倒的。

  从某种程度来说，这种斗争方式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。但是，这里也有合法的方式和途径，那就是前面说到的议会，如果共产党能够去争取更多的议员，那么就有足够的能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行为，而不是单纯的靠流血和武装斗争。当然，这也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去假设，而历史没有假设。

田福贤有点儿冤

  作为总乡约的田福贤还是挺风光的，下面有十个乡约听其指挥，关键是前面有个”总“字，现代人也喜欢这个称谓，不过放在后面，你看那些“张总”，“王总”，“徐总”等等也都很风光。他的地位有些类似今天的乡长或镇长。跟清朝相比我认为这是多出来的一级行政机构，清朝的县长就是太爷，就很大了，能管一县之事，民国多出来的乡约和总乡约也是政府的行政人员，既是行政人员就是要吃饭，拿俸禄的，因此他们实际上增加了农民的负担，因为农民要交更多的税。这从黑娃查账和最后批斗田福贤能够看出来，田多收了一千二百两银子，分给每个乡约和账房先生一百两后剩下的归他自己了，这在批斗会上被认定为贪污，严重的贪污，所以民众们很气愤，要求铡了田福贤。

  书中没有交待乡约们的俸禄是从哪里出的，俗话说“羊毛出在羊身上“，归根结底这些官家都是农民们供养的。问题是田福贤收的那些皇粮中是否包含了乡约们的俸禄，如果已经包含了，那田的行为划为贪污是无疑问的，如果没有包含田为自己和乡约们划分出俸禄来似乎也说得过去。回到今天看看我们交的各种税，个人所得税、增值税、教育附加税等，至于每种税是干什么的，最终怎么用的，我们无从得知。田福贤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把收税的名目搞清楚，如果田把这笔钱称之为”养廉银“，”行政附加税“，那听起来就顺耳多了，收起来也就更加的有底气，更不会变成贪污的行为，所以我说田福贤有些冤！

运动中的违法行为

  前面说过，县里是有法院的，法院有审判的权力。嘉轩领导的交农运动被法院认定为一种合法的游行，是合法的。但是农民砸了人家的房子，这是违法的。从这个角度来看黑娃领导的农民运动，如果把它看成是一种游行，这也是合法的，但是，游行中限制了别人（地主们）的人身自由，对他们进行肉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污辱，这是违法的，因为并没有任何人赋予黑娃们这样的权力。黑娃们用铡刀铡了若干人更是违法的行为，碗客和老和尚应该经过审判，也要允许其辩护，最终决定是否要判死刑。

  这场变革也预示着后面的变革，是那个时代、那些人创造了历史，几十年后这片土地的农民们又重温了一次这种运动，我不知道处于运动中心的人们是怎么想的，我也很好奇他们的想法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朝代更迭的历史，但无疑这场运动和这种运动方式是历史没有的，是开创历史的，它也会被后来人记住和评判。